尚存。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，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灭，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。这样比起来，东坡先生所言不差。难怪他常常警告自己：“出舆辇，蹶痿之机；房清宫，寒热之媒；皓齿娥眉，伐之斧；甘脆肥浓，腐肠之药。”亦如德国尼采说的：“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。”他们都对富贵瞪大了警惕的眼睛。类虽然不必太富贵，但总是要富贵的。东坡、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义终不是积极的办法，不能最后解决灵与、心与物这个永恒难题。只是现代不少富后的苦子，不幸被二位古言中，实是一桩遗憾。应该说，事还刚刚开始，东西方都在较着劲，没有能阻止经济这一列失去了制动闸的狂奔列车。幸福的物质硬件不断丰足和升级，将更加反衬出软件的稀缺，对局中构成益增强的压力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现代化不过是上帝同类开的一个严酷玩笑，是对类的强化考验。

苏东坡一生坎坷，但总是能安能乐。如果说陶渊明还多了一些悲屈，尼采还太容易狂躁，那么苏东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。他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有兴趣的大孩子，是一位随时能向周围的辐出快乐的好朋友，是一位醉心于艺术探索、政治改革以及兴修水利的实家——可见他的安贫不意味着反对“富”民。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，便感到亲切并发出微笑。

1992年10月

*最初发表于1992年《天涯》杂志，后收随笔集《夜行者梦语》。